♪ 点击上方绿标即可收听主播简宁的领读 音乐 | 这个世界会好吗-李志 麦家陪你读书 麦家说：读书就是回家。陪你读书，也是你陪我们读书。 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有【麦家陪你读书】。读书这条路，感谢有你，一路相伴，一路温暖。 在昨天的共读中，我们讲到了在1958年到1960年的两年间，“厚今薄古”运动将陈寅恪先生描绘成是“假权威”与“伪科学”。 因此先生决定不再授课，但仍继续他的文学研究工作。 随后而来的经济衰退，让饥饿像噩梦般，骤然降临在了人们的面前，灾难持续的时间要比想象漫长得多。 然而1961年却是让陈寅恪先生值得浓彩厚墨去抒写的一年。 3月的广州万紫千红，鸟语花香。1961年的3月上旬，六十九岁的郭沫若到达广州，走进中山大学，探访了陈寅恪先生。 在当时世人的眼中，郭沫若是“新史学”的权威，而陈寅恪则是“旧史学”的权威，两人间的关系是一种无形的对峙。 郭沫若与陈寅恪见面时的寒暄是热烈和亲切的。才气横溢的郭沫若先生当即便吟了一副对子给陈寅恪。 “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 这副对子中的“龙虎斗”、“马牛风”虽只是一种比喻，却令人作无穷的联想。 在探访结束前，郭沫若问陈寅恪有何需求。 陈寅恪提了两点： 一、建议郭沫若组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 二、陈寅恪诉说他写“钱柳因缘”一稿没有稿纸，希望得到解决。 对于上述两点，郭沫若慨然应允。 陈寅恪享受特殊照顾，是与他的学术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成正比的。以广东省省长陶铸为首的人，对陈寅恪先生的照顾做到了尽心尽力的程度。 但这并不能改变先生潜意识之中那种与现实相抵触的心理，也抹不掉先生心头那种遗世独立的悲凉意识。 中国历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理解和尊重；他们要求实现的，也是对他们精神世界的认同与珍视。 人生得一知已，足矣；生命有这一种感受，无愧矣。 1961年的夏天，一别数十年不见的挚友吴宓，不远千里带着一种深切的关怀来与陈寅恪先生会面。 吴宓 两个孤寂的老人，在经历人世的沧桑与劫难之后，带着一份心灵的破碎、一份精神世界的固执，终于作了暮年的最后一次见面。 这让先生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而这份满足与快慰是任何特殊照顾都给不了的。 吴宓与陈寅恪重逢的前后五天里，广州城一直是阴雨天。 8月30日深夜，吴宓抵达广州时，陈寅恪派二女儿小彭及女婿林启汉、三女儿美延前往车站迎接。中山大学的小车载着四人驶向南郊康乐园，直达陈宅。 在风雨如晦的深夜，吴宓与陈寅恪重逢了。 而这场连绵不绝的风雨，使感伤的心灵多添了一份忧郁，也给这次“最后的见面”投下了谁也不曾察觉的浓浓阴影。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这场期待已久的重逢，少了相见后的喜悦，多了尽情倾诉的沉重。 在这一刻，陈寅恪的生命突然找到了一个支撑点，一种患难知已深可信赖的承托、十二年无人倾诉的痛苦终于如江海般狂泻。 相见时间苦短，两人十二年间的生命悲欢都要在几天的时间内浓缩重现，生命在高速地旋转。 陈寅恪赠予吴宓一本《论再生缘》，吴宓用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将其读完，下午便前往陈宅与陈寅恪进行倾谈。 时年七十一岁的陈寅恪与时年六十七岁的吴宓，都处在高度的亢奋之中。 对于一些人来说，生命的本色并不因岁月风霜的侵蚀而有所改变。感伤的吴宓与不屈的陈寅恪，对此作了最好的阐释。 9月4日早晨七点，吴宓登车离去。而在前一天，陈寅恪赠予了吴宓四首新写的七绝诗，其中有一首最具“历史感觉”。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陈寅恪的诗素以既 擅用古典、又含今典 见长，这是一首很直白的诗，只是当时的吴宓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挚友相聚，而陈寅恪却已经想到了。 1962年的广东早春，非常热闹。 胡乔木在悠闲的养病期间，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在2月26日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去见了陈寅恪先生。 胡乔木，江苏盐城人，1912年出生。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而后在尚未毕业时期离开了清华园，投入了革命斗争。 他与陈寅恪先生的谈话从始至终都是恭敬的，这也让先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师道”的从容。 胡乔木 在陶铸向陈寅恪介绍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形势时，陈寅恪突然问道：“为何出现了那么多失误？为何弄到经济如此困难？” 胡乔木笑着回答陈寅恪：“这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椅子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寻找更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样。” 胡乔木的这个比喻很有艺术性，陈寅恪听完后只说了句“你这个比喻很聪明。” 聪明的老师和聪明的学生间的这段对话，我们在今天重读时，亦觉得妙不可言。 1962年，陈寅恪的发问并非是出于偏见，而是一个历史学家对正在前进的“历史”作出清醒的发问。 胡乔木的这次探访，不仅为二十年后他反驳余英时提出的“陈寅恪因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生”的观点，埋下了伏笔，也让他在后期更加关注陈寅恪著作的出版事宜。 胡乔木是幸运的，但与他同期的康生却没有那么幸运。 做事不喜张扬的康生，也在同年春天来到了南岭中山大学。 因为没有提前告知，来得突然，当他兴冲冲地赶到学校提出要见陈寅恪时，却因陈寅恪先生正在生病，没有成功见面。 对康生探访陈寅恪遭拒一事，中山大学很重视，在事后再三查访后，证实陈寅恪那天确实生病了。 然而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借口不愿见康生，生性多疑的康生显然认为是后者，从此怨恨便播落在了他的心间。 而于陈寅恪而言，他为此事付出的是抱恨终身的代价。 “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一年后，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列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之内，序言由郭沫若负责，一切似乎很顺利。 然而康生出席了出版社的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康生认为《再生缘》这部弹词小说中写到了“征东”一词，会影响我国与朝鲜的关系； 其次，他认为《论再生缘》中，陈寅恪的几首旧体诗词 情调很不健康，是作者不满现实的表现。 最后他一锤定音，禁止出版《论再生缘》。 《论再生缘》的出版胎死腹中，似乎是冥冥中已有安排。如果1962年的那个春日重来，陈寅恪先生是否会强撑病体，开门迎客呢。 回到1962年，7月上旬的一日，陈寅恪先生在洗漱时突然滑倒，不幸摔伤。医院诊断结果为：右腿股骨颈折断。 这种创伤，对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也让陈寅恪暮年膑足成为了事实。暮年膑足，将陈寅恪先生的悲剧人生推至了深渊。 先夺其目，再夺其足，命运给这个清高生命带来的，是一种怎样的凌辱。 那么陈寅恪的暮年又会怎样度过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共读。 上期回顾： 《陈寅恪的最后20年》精读第4天：为一项事业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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