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类可以通过进化获得对某种自然现象与生俱来的知识，那么这种自然现象一定是疾病。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知道如何规避疾病显然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们的进化之路一直笼罩在病原体和寄生虫挥之不去的威胁之中。
此外，确凿无疑的是，全世界的人类都饱受各种包含病原菌和寄生虫的事物的困扰：人体的产品（呕吐物、排泄物）、体液（唾液、汗水）、体表损伤（开放性伤口、瘀血）、肉眼可见的感染迹象（肿胀、变色）、寄生虫（虱子、蛆虫）以及腐烂分解的有机物质（腐肉、变质的牛奶）。
当我们遭遇这种事物的时候，我们会做出一副在全世界各地通用的“恶心”的表情，这个表情的特点是皱起鼻子、吐出舌头。这两个动作都有着实际意义上的益处：皱起鼻子可以让我们少吸入一些受污染的空气，而吐出舌头可以将污染物质阻隔在我们的口腔之外。我们的大脑中掌管对有害物质的厌恶情绪的区域——岛叶皮层——在进化上出现得很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的大脑中都具有这个区域，它是负责将内脏感觉与自觉意识联系起来的神经系统中的一个子部件。有趣的是，岛叶皮层不仅仅会在我们自己感到恶心时活跃，在我们看到他人展现出恶心的情绪时——看到他人皱起鼻子、吐出舌头——这个区域也会活跃起来。因此，在神经层面，不论是直击某种有害物质的亲身经历还是二手经验都会触发恶心。我们的大脑运动时预设的前提是“任何让你恶心的东西也应该会让我感到恶心”，鉴于“你”和“我”都容易受同样的疾病影响，这种前提是很明智的。看到他人表现出恶心甚至会激发我们的免疫反应，我们会生产更多的抗疾病蛋白，以便应对与可能导致疾病的对象的接触。01可能导致疾病的对象确实是导致恶心的根本刺激因素，这种对象在世界各地都是令人厌恶的在一项涉及范围很广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来自各大洲的四万名成年人对以下列举的每项事物在他们眼中的恶心程度进行评估，这些事物分别为：一只覆盖着黏液的盘子、一条沾着脓液的毛巾、一张看起来发烧了的面孔、一节挤满了人的地铁车厢、一团寄生虫以及一只虱子。世界各地的人认定上述事物比不会让人想到疾病的普通事物恶心许多，比如一只装着果冻的盘子、一条沾了墨水的毛巾、一张健康的面孔、一节空荡荡的地铁车厢、一团毛毛虫以及一只*蜂。从平均水平来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觉致病对象恶心，年轻的成人比年长一些的成人更容易感觉致病对象恶心，并且所有人都一致认为那些致病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恶心且令人嫌恶的。“恶心”背后的进化逻辑看似简单直接，其实自有巧妙之处。请你思考如下动作：喝一杯变质的牛奶踩到呕吐物被别人打的喷嚏喷到脸上手上扎了鱼钩接触某人火化后留下的骨灰用嘴吹起一个全新且不带润滑剂的安全套喝用消过*的苍蝇拍搅拌过的汤吃造型像狗屎的软糖以上这些情况每一种都会激起不同程度的恶心，但前四条与后四条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前四种动作包含真正的感染疾病的风险，后四种则不会。后四种只是在联想层面让人感到恶心：它们要么让人对致病对象产生感知上的联想（狗屎形状的软糖），要么产生功能上的联想（全新的安全套、消过*的苍蝇拍），要么是具有历史层面的联想（尸体火化后的骨灰）。这时，恶心的边界包含了实际上并没有威胁的事物，与其避免接触或者摄取的确具有致病风险的对象，不如连疾病中立的对象也一并回避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回避疾病中立的对象是无关紧要的，暴露在致病对象面前则可能危及生命。对传染疾病的过度敏感不仅存在于我们对假设场景的考虑中，我们的实际行为也多见这种现象。假如给成年人一块做得像狗屎的软糖，虽然他们知道这块软糖是绝对干净的，却多半还是会拒绝它。给成年人一杯用消过*的苍蝇拍搅拌过的果汁也是这样，他们虽然很清楚果汁没有被污染，却还是不愿意喝。与此近似的是，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不愿意用牙齿咬装满了塑料做的假呕吐物的盘子，不愿意喝装在全新的夜壶里的汤，也不愿意吃装在贴了"氰化物"标签的碗里的白糖——哪怕那个标签是他们亲手贴在碗上的。最不理性的情况则是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不愿意喝他们自己往里面吐过口水的汤或者水，哪怕他们知道自己之前喝下去的每口汤或水都在与舌头接触的一瞬间混上了唾液。以上这些活动没有一种在生理层面是有害的，但它们在心理层面有害。如果不是我们有时无法将一些本来应该令人恶心的东西与恶心联系起来，这种会通过联想产生恶心的倾向就是人类认知的一项特别之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霍乱或者天花这样的疾病一直像野火一样肆虐，因为人们不会对被霍乱菌污染的水或者接触过天花的毯子之类的东西感觉恶心。这些致病对象并不会在外形上显露它们致命的特征，因此，它们比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加容易传播疾病。哪怕到了今天，人类依然饱受诸如HIV、衣原体等非常容易预防的疾病的困扰，因为传播它们的行为给人带来的是欢愉而非嫌恶。因此，我们由进化得来的、规避病原体和寄生虫的能力——感到恶心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不太灵通。一方面来说，只是和疾病有一些关联的声音和图像就会诱发恶心；另一方面来讲，它又对每日活动中暗藏着的病原菌和寄生虫视而不见。02让我们恶心的未必真的会构成威胁，真的构成威胁的未必会让我们恶心让儿童感到恶心的事物和让成人感觉恶心的差不多，这完全符合由进化层面看待“恶心”产生的预期。孩子们也不会喜欢闻腐烂的臭味或者去摸脏袜子，更不愿意伸手去接看似从某人的眼眶里掏出来的玻璃假眼。但儿童对恶心的反应总有一些角度和成人不同。首先，蟑螂、垃圾或者死亡动物这样的外表不能直接体现出疾病的有害物质并不会让7岁以下的儿童感到恶心。儿童也很难识别他人的恶心情绪。直到8岁左右，他们都会把表达恶心的表情误以为是愤怒。他们在辨认皱起鼻子、吐出舌头的表情时之所以会遭遇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恶心”这个词语（实际上，他们5岁时就已经掌握这个词语了），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做恶心的表情（实际上，他们在婴儿时期就已经会做这种表情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恶心和愤怒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负面情绪，都会在生理上激起反应，并且都与拒绝和回避有关。因此，孩子们会误以为恶心只不过是愤怒的一种表达形式。儿童和成年人对恶心的体验最大的差异也许就在于儿童不会对被疾病的外部来源污染的物品感到恶心。任何有过训练婴儿使用便盆或教幼儿使用公共厕所等经验的人应该都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当我的儿子泰迪长到可以用小便池的年纪时，他的注意力总是被便池中粉色的固体洁厕剂吸引，老是盘算着把它拿出来。我好不容易说服他不要去拿池里的洁厕剂之后，又得马上制止他用手去抓小便池的边缘，还得告诉他千万不要把裤子脱到脚腕，别让裤子沾上小便池底下那一摊*知道是哪里来的水。一位家长向我讲述了一个更恶心的事例。她四岁半的儿子特别想自己去上公共卫生间，但她因为担心潜伏的恋童癖，所以一直对这一点非常谨慎。有一天，她带着儿子去购物。商店的厕所是一个单间，在确认过里面没有藏着人之后，这位家长让儿子自己去用厕所了。几分钟后，儿子带着一脸骄傲的笑容走出厕所，看起来一切正常——直到她发现儿子的嘴里嚼着什么东西：从厕所的墙上抠下来的一块口香糖。记录下儿童的恶心反应——或者说缺乏恶心反应——的是心理学家保罗·罗钦和他的同事。在罗钦团队的一次研究中，他们要求一批4至12岁的儿童考虑如下这则思维实验：“一只蚱蜢在湖里洗澡，洗干净之后，蹦蹦跳跳地进了一座房子。房子里的妈妈正从冰箱里拿牛奶，她把牛奶倒进一个杯子里。现在你有多愿意喝这杯牛奶呢？”研究人员同时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份情感量表，上面分别有皱眉头的脸、没有明显表情的脸和微笑的脸，孩子们要在这三张脸中选出能代表他们愿意喝牛奶的程度的那张。孩子们第一次做出选择后，研究人员继续描述思维实验中的场景：“然后，那只蚱蜢跳到了杯子旁边，你有多愿意喝这杯牛奶呢？蚱蜢又跳到杯子边上，掉进杯子里了，现在你有多愿意喝这杯牛奶呢？妈妈过来把蚱蜢从杯子里捡出去了，你有多愿意喝这杯牛奶？妈妈倒掉了杯子里的牛奶，用同一个杯子倒了一杯新的，你有多愿意喝新倒的这杯牛奶呢？妈妈用水和肥皂把杯子洗了三次，重新往里面倒了牛奶，你有多愿意喝这杯牛奶呢？”实验刚开始的时候，所有孩子都选了笑脸，表示他们愿意喝那杯新倒出来（未污染）的牛奶。得知蚱蜢掉进去了，大多数孩子都把答案换成了皱眉的脸。从这个节点开始，年长一些的孩子做出的选择和年龄小一些的孩子有了明显的不同。大一点儿的孩子（8岁及以上）不愿意喝那杯牛奶，直到杯子被彻底清洗干净，再往里面倒上新的牛奶，他们才能接受。而小一点儿的孩子（6岁及以下）只要知道蚱蜢不在杯子里了，就表示可以接受那杯牛奶了。把思维实验中的蚱蜢换成“狗便便”的话，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大一点儿的孩子会一直拒绝那杯牛奶，直到沾过“狗便便”的杯子被洗过又倒上新的牛奶。但小一点儿的孩子说，只要把“狗便便”捞出来，他们就可以喝那杯牛奶了。对成年人用同一份材料进行测试的话，哪怕那杯牛奶经过了最极端的清洁手续（清洗杯子、替换牛奶），他们通常也会有些不满。罗钦和他的同事担心，年龄小一些的孩子的反应与年长一些的之所以不同，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恶心的反馈更弱，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不够生动。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后续实验。这次他们不再使用虚拟的场景，而是直接使用实体对象为孩子们进行演示。研究人员给孩子们提供了各种看似被污染过的食物：拿用过的梳子搅拌过的果汁、里面泡着一只死蚱蜢的果汁以及上面撒着所谓的“磨碎了的干蚱蜢”的饼干。这些食物都没有真的被污染——那把梳子是消过*的，死蚱蜢也是消过*的，所谓的“蚱蜢粉”实际上只是绿色的糖粒——但是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实验结果与先前一致。年龄大一些的孩子（7岁及以上）拒绝食用这三种食品，年龄小一些的孩子（6岁及以下）却可以接受。在这些孩子中，77%的孩子愿意喝梳子搅过的果汁，63%的孩子愿意喝有死蚱蜢的果汁（蚱蜢还泡在果汁里），甚至有45%的孩子愿意吃撒了“干蚱蜢粉”的饼干。03为什么幼童不会被看似受到污染的对象引发恶心情绪呢？一种可能性是，这种形式的“恶心”是专属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某种奢侈品。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任何拒绝吃带菌餐具中的食物的人都必然要面对饥饿的威胁，拒绝从绝对清洁无味的某些特制容器中饮水的人多半会活活渴死。即便到了如今，生活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也面对着这样的处境。实际上，“东西掉在地上的瞬间就不能吃了”这种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确实是只有衣食无忧的人才能拥有的一种奢侈。食物只要接触另外一个表面，就肯定会沾染一定量的细菌——所有物体其实都是这样——但具体沾染细菌的量取决于食物的种类、另一表面的种类、表面的清洁程度以及食物与表面接触的时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吃掉在地上的食物只有极小的感染风险，但许多人会把掉在地上的食物当成致命的威胁，并且直接把它们扔进垃圾桶。儿童的恶心反应之所以产生得如此迟缓，另一个原因在于，这种反应必须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因为恶心的首要功能是保护我们的身体免于有害物质的伤害，所以它往往与食物有关。我们会自愿将食物摄入体内，但食物也存在着携带病原体和寄生虫的风险，所以“恶心”就相当于身体的守门人，它帮我们分辨眼前的食物吃下去是否安全。对于某些物种来说，进化已经为它们预设好了对哪些食物感到恶心，因为这些食物在它们先祖的生活环境中曾经十分常见。比如乌鸦似乎就拥有内生的对蜜蜂（取食时容易被蜇刺）和帝王蝶（食用后会引发呕吐）的恶心反应。乌鸦不需要通过经验和错误学到吃蜜蜂会被蜇或者吃帝王蝶会呕吐这样的知识，因为进化已经为它们设立了自动防御机制。另一方面，人类占据了——并且继续占据着——彼此之间差异巨大的各种环境，这些环境能提供的食物类型很少有重叠之处。人类的进化不可能预见到如此多样的环境中都有哪些基于食物的威胁存在。因此，人类必须亲自探索这些环境中的什么是安全的、什么不是。我们似乎遵循了这样一条简单的规则：在童年时代由照料我们的人提供的食物一定是安全的，在童年从未接触过的食物就是不安全的。在这种规律的影响下，在北美沿海地区长大的孩子会养成吃各种甲壳类海鲜的习惯（这是抚养他们的人提供的食物），却会对白蚁感到恶心（这不是抚养他们的人提供的食物）；在非洲中部长大的孩子会养成吃白蚁的习惯，却会对甲壳类海鲜感到恶心。从营养的角度来看，白蚁和甲壳类海鲜是很相似的节肢动物，我们却会在愿意吃什么动物、不愿意吃什么动物这一点上产生强烈的情绪。如果某种食物我们没有在童年接触过，我们长大后不仅会觉得这种东西令人不快，而且会感觉它让人恶心，就好像它根本不在人类取食的范围内一样。因此，如果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比，那么没有几种食品是在全球各地都让人感觉恶心的。讽刺的是，西方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恶心反应时使用的刺激物是蚱蜢，而蚱蜢在诸如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墨西哥和乌干达等国家被人们视为美食。只有在欧美视角下，孩子愿意吃沾了“蚱蜢粉”的饼干、愿意喝蚱蜢泡过的饮料才是反直觉的。本文节选自《迷人的误解》作者：安德鲁·斯托曼译者：夏高娃出品方：联合读创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4月编辑杏花村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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