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alHistory
失学记
?王士跃／文
上世纪的六〇年代，我们家随着奉调支黔的父母来到贵州。当时我还小，入读了贵阳市省府路小学一年级。
我第一天坐进课堂，老师上课操着贵州方言，一堂课下来，我如猴子听经，不知所云。虽然我不懂黔语，可是我的东北普通话却换来了同学的好奇，甚至说是好感和羨慕。尤其是班主任老师，每有机会总是课堂上点名叫我朗读课文。为此我颇为得意，还为能常常替当地同学“正音”而引以为豪。谁知，小孩子入乡随俗很快，不到一个学期工夫，我自鸣得意的东北普通话反被改造得无影无踪。那时候老师再叫我朗诵的时候，却发现她的得意东北学生已经操着地地道道的贵州土话在背诵毛主席语录了。
那时文革刚刚开始，课堂学习的内容大多都是毛语录和报纸的新闻简报。我们每天都必须背诵最新最高指示，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两百一十九字的“共产*基本路线”和几千字的《老三篇》，靠着极好的童年记忆力，我都能一字不差地脱口诵出。可是非常奇怪，如今事隔近五十年了，贵州话早已被我忘得精光，可是唯独贵州话的毛语录我却仍旧能够如孩子背唐诗一般，抑扬顿挫地大段大段地背诵出来！可见我的童年与文革时期的贵州有着一段相当纠结的渊源。
我就读的省府路小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当地名校，仅从校园的建筑格局就能感受得到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记忆中的校园保持着阁楼式的建筑风格，牌楼校门，教学楼点缀古香古色的楼梯、回廊和朱漆梁柱，花园和大大小小的天井错落其间，置身校园仿佛回到电视剧民国校园戏中美丽的背景了。可是这一切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只是昙花一现，浮浅的印象便随着文革的疾风暴雨而破碎。校园的一切很快变得陌生了，变得怪诞和丑陋。红卫兵涌进了校园，大笔一挥革命标语和大字报便铺天盖地、四处开花，糊满了校园里外。我们的教室门窗统统被捣碎，桌椅板凳也大卸八块和肢解散架。后来因天气寒冷却又无法再安玻璃，索性门窗一律被钉上木板，教室里立即黑咕隆咚，像黑夜中的车厢，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除了红卫兵小将的名正言顺的破坏，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也乘机混入，撬门砸锁，还抢劫和勒索小学生。每天都有一帮流氓专守在校门附近等着学生上下学，搜他们的书包和口袋，我就常常被他们抢走了文具，却从不敢反抗和声张。
此刻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逃学，逃离了学校才意味着安全，不再被欺负。我家离学校很远，每天都要自己走路上学，不像今天受宠的子女总被父母开车接送学校。我每天走路都要经过一片郊区的荒野，这里是宽阔潮湿的河地，野山芋的碧叶硕大如伞，常常成为我和同伴们玩耍藏匿，甚至躲雨的地方。躺在柔软的草堆里，听着细雨噼里啪啦敲打着芋叶，梦想着永远安家此处岂不是最安全而惬意的吗？瓜园不知从哪里飞来这么多十分好看的花蝴蝶，不但个头很大，身上的花斑像是标本那样的五彩缤纷，绚丽夺目。山苦瓜的颜色有的粉红，有的淡*，有的透明晶莹，有的吐出橘红色的甜瓤，蝴蝶飞进飞出，十分热闹。附近流下的工业废水沟旁三两个小孩子蹲在那里，捞取那些在奇臭无比的环境中顽强生存的鱼虫。常年堆积如山的垃圾堆上，捡破烂儿的孩子一边扣扣挖挖，一边手里摇着自制的冒出股股浓烟的小罐头火炉，充满了乐趣。这些周遭的景物在我幼年的眼里显得再自然和谐不过，就像童年时穿着显然不合身的哥哥穿剩的衣服一样见怪而不怪。我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渴望却随着年龄一天天在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上学经过老东门菜市场，那里有一家小人书店，天天对我施放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只需花一分钱，便可坐在里面不限时间看所有的小人书，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自己口袋里还有父母给的几分零花钱，一想够我在这里逍遥好多天了。我一头钻了进去，挤在一堆同样旷课的同龄孩子们当中，外面是贵阳特有的“天无三日晴”的阴雨，屋内却是一段阳光如此灿烂的日子。远离了学校和流氓，在小人书的天地里尽情享用一份自由和安全。在那段荒废动乱的日子里，从某种意义说小人书充当了为我们补习文化课的良师。书店的藏书竟是如此丰富，上自历史文化传说，下至当代反特战斗故事，无不齐备。再加上外国经典，尤其是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故事书，可以说是连环画的汪洋世界了。然而最让我百看不厌的还是那些精忠报国和侠肝义胆的兵家演义。杨家将、岳飞传被我翻得可以说烂熟于心，故事里面的英雄豪杰令我佩服到五体投地。我看得痴迷，看得穿越，看到替古人担忧，咬牙切齿，生气流泪。看到心醉神驰，遥恋侠女，情窦乍开，一往情深。
不知不觉地在逍遥中打发着时光，口袋里的几分钱早已花光，便又偷偷从父母口袋里掏来五分两角，交了书店的学费。本来以为我的逃学美梦就这样一直做下去，也许永远都不会被发现。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位很负责任的班主任，尽管都成了“臭老九”，却还惦记着她的东北“得意门生”，怎么突然在视野中蒸发？一张旷课通知单由学校送到了家里，说我在学校已失踪了N周。父母大感疑惑，便悄悄派了我哥哥第二天一路尾随我上学，看看每天背着书包出门的我究竟神游何方。接下来的那一顿体罚至今令我心有余悸，此生难忘。虽因挨打而深感委屈，但是内心真正割舍不下的仍是小人书。在今天看来家人在无意之间夺去了我这种以间接方式“读书求知”的机会，这既是孩子的不幸，家庭的厄运，也同时折射出时代的无望和可悲。
随着文革的风潮愈演愈烈，一切封资修的文艺作品作为香花*草统统受到批判和摧毁，连小人书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到收缴和焚毁。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中学生们在大串联，到祖国各地散播文革火种，小学生则一律被打发回家，无限期放了鸭子。父母此时已沦为了走资派，下放到各自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家中便只剩下外祖母、我和哥哥留守了。我们住在市郊环城公路旁一栋被革命群众戏称为“保皇楼”的支黔干部大楼里，面对宽阔的环城大街，因此当年贵阳如火如荼的文革盛况，尤其是武斗情形历历在目。大路上每天赫然开过一辆辆的卡车，车上的造反派们钢盔铁棍，真枪实弹，显得威风凜凜，那股敢上刀山下火海的气概令人不寒而栗。车队往往由一辆宣传车在前面开路，车上的高音喇叭喧嚷着他们造反派的名号，播放革命胜利战果，然后敲锣打鼓，伴随着毛语录改编的歌曲喧闹而去。
当时有一个造反派女播音员很出风头，她不但播音还能唱歌，人给她一个绰号“喇叭花”。那些日子我们天天从宣传车扩音喇叭中听到她的播音和歌声，记得她总是爱唱一首歌《远飞的大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首歌不同于其他的红歌，旋律并没有铿锵激昂或声嘶力竭的调门，反而悠扬而抒情，所以显得特别。这原是一首颂毛的藏歌，歌词为“远飞的大雁，请妳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可是“喇叭花”却移花接木，每回都将末尾一句歌词改成“造反派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此歌当时全国流行很广，最后一句歌词也往往被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因地制宜地改唱为各种版本。后来，“喇叭花”的歌声突然沉寂下来了，连同那台宣传车也由此销声匿迹，传说她是在一场造反派的武斗中“壮烈牺牲”了。
商店总是大排长龙抢购商品。临近春节时家人让哥哥去通宵排队买肉，回来脸上竟然掛了彩。我们是外地人，走资派子弟，在当地被欺负似乎已不稀奇。对此事父母也只好抱着息事宁人的姿态，忍气吞声，从来不想惹麻烦，找对方理论。意识到了我们哥俩在市内这样下去缺少安全，家人就决定将我们送到母亲所在的五七干校去。
母亲下放在贵阳郊区的三江五七干校，她和许多“牛*蛇神”们住在一栋条件简陋的大筒子楼房里。虽然说不上是牛棚，但是早请示晚汇报，身心受限却如置身牛厩之内。白天在农田里劳动，培养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晚上自我反省，从灵*深处闹革命。我们还小，当然并不能够理解走资派、保皇派的含义和父母当时的真正*治处境，尤其搞不懂仅仅身为市委办公厅的会计的母亲怎么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牵连到一起。反正没人给我们上纲上线，搞斗私批修，哥俩儿反倒像集中营里无拘无束的小难民，快乐的苦菜花，颇得几分逍遥自在。我们整天在外面玩耍，有时跟其他走资派狗仔们混迹一处，有时我和哥哥单独去闯荡历险，溜进大山沟里消磨时光。干校的坪坝山环水绕，寻幽探祕之处极多。由于它依山傍水颇有世外桃源之趣，所以干校在文革前一直都是高干疗养院。当年贵州省的大走资派们的别墅据说都筑巢於此，如今变成了他们腐朽靡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早就被革委会造反派们夺取，成为他们文攻武卫的指挥别院。
听当地人讲，三江的源头来自大山深处的簸箩戈（布依族语，指土寨）山洞，溪流涓涓流出坝子，然后五曲六弯，汇聚了大大小小的山涧，形成一股宽约丈余的湍流自高山奔腾而入深谷。进入了人称雷打崖地段后，江面随之开阔，水流平缓而清澈，深险的江底历历在目。五颜六色的河鱼在晶莹的卵石衬映下闪动着鲜活透明的鳞光，肥壮的青蟹趴在河滩上，然而一凑近牠们，便嗖地钻入深水或礁石下面不见了。山中溶洞密布，暗河的轰鸣时远时近不知从何处传来，随着喀斯特地形的千变万化在山体之中回荡喧响，又哗啦一下从深渊处奔湧而出，在坑坑洼洼的岸褶里流泻。不会水的我，硬是让哥哥给推下河里学狗刨，灌了不知多少回水，哭鼻抹泪地竟然也从此学会了游泳。
我们还爬山上树摘野果吃。山上有野杨梅，嘴巴都吃酸了，双手沾得梅汁淋漓，吃不完干脆用衣襟兜满了带回去。回到家时衣褂早已是一片猩红，免不了挨母亲的数落责骂。我们听苗民唱俚歌，悠扬地从江的对岸传来。循著歌声望去，背篓的苗族男女身着鲜艳的衣褂在竹林中一前一后，慢腾腾地攀登山路，便觉得此情此景美可入画。听说山里有野兽，有人看见过斑豹，可是我们明知山有豹，却偏向豹山行。哥哥攥著一柄杀猪刀，我手里拿着弹弓走在山路上，一副虚张声势的山大王的模样，可是心里却是怕得突突地直跳，然而却绝无一点回头的念想。没看到山豹，却看到了三五成群的猕猴，在丛林高树间跳荡戏耍。当地一直有生吃猴脑的乡俗，虽然我从来没有亲眼目睹，却也听说过宰杀的恐怖过程，还见识过屠宰猴子的器具。那是一张特制的三角形小立桌，可以左右开合，中央是一个刚好能塞进猴颈的圆洞。使用时食客将抓来的猴子关进去，刚好留出猴头在洞口之上，然后找準要害一锤子猛敲下去。这时只见猴的四爪儿在下面踢蹬挣扎，嘶啼之声寒心彻骨，上面却开宴设席，立取鲜脑当下酒菜了。这种野蛮的陋俗至今没有绝迹，据说还是西南地区一些餐馆的旺店野味呢。
山果吃腻了，我们又溜进干校的自留地里偷花生吃。碧绿的菜园里花生正值肥熟季节，一到这个时候难免有人溜进园来，干些顺手牵羊的事，常常会有人被看园者逮住。奇怪的是今天怎么也不见护园人？我们暗自庆幸，於是便毫无顾忌地溜了进去。两人东抠西挖没多久便收获了一小堆鲜美的花生，正待围坐山货而大快朵颐之际，田边的灌木丛中却突然跳出一个人来，着实吓了我们一跳。来者不同寻常，外表是一袭长衣烂衫，既不像披风也不似簑衣地耷拉在瘦削的身架上，手里拎着一根鲁滨逊流浪棍，头顶一尊歪扭而摇晃的高帽，及至走进才看出是几只草帽叠落而成的高塔,造型十分怪诞和恐怖。还没等我们从地上爬起，那人已经凜然地矗立我们眼前，头上一片天空似乎也被他的草帽的巨影笼罩了。草帽的下面露出他的一张黑瘦的脸庞，明显上翘的下巴弯弓一般向上抻拉，使得他的鼻、眼和嘴巴深陷进去，双目却炯炯有神，犹如黑窟窿中射出两道犀利的寒光。我吓得说不出话来，想跑也抬不动腿。这时耳边却分明听到他在问话：“你们是遇秀贞家的小*吗？”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么会知道母亲的名字？我们哪里还敢答话，更不能让此事牵连了正在劳动改造的母亲，没等他继续审问下去，便砰地撒开腿一溜烟跑了。
我们根本不敢向母亲提起这件糗事，过了几天后看看并没有什么动静，便开始左右打听，究竟这深山怪客为何方神圣？方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走资派韩子栋。其人来头不小，他就是当年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小说《红巖》里面“疯老头”华子良的生活原型。他个人的经历极具传奇性，曾经做过中共地下*的交通员，后被捕关押在森严戒备的*治犯集中营重庆白公馆。囚禁期间他佯装疯癫，十四年如一日地蓬头垢面、神情呆滞地独自在集中营的放风坝上跑步，终于让看管的守备确信他丧失了理智而放松了对他的监视。后来利用一次外出挑货的机会，他最终得以逃脱投奔了解放区。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他患过疾病，连牙齿也过早脱落。后来一想，难怪那一天他跟我们讲话时，嘴巴显得塌陷很深，他的牙齿和牙床都已经明显地退化了。
文革时期就像许多在白区工作过的中共元老一样，韩子栋被打成了国民*蓝衣社潜伏特务。他因此从贵阳市委的领导位置上被打倒，身兼特务和走资派双重罪名，遣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和母亲在干校同住一栋筒子楼里，又曾是上下级关系，知道我们是谁家的小*也不足怪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华子良装疯卖傻是为了掩人耳目，伺机逃往解放区。而今在共**权下他却再次衣衫褴褛、装神弄*，目的却是守田看地，驱鸟赶贼，个中缘由令人不禁唏嘘。
我失学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直到有一天贵阳市突然宣布实行*管，武斗和打砸抢状况才慢慢平息了下来，市内的中小学校也纷纷复课了，我们便返校上学。父母后来也接到了回原单位上班的通知，可是听说韩伯伯的问题却拖了很久没有得到*策的落实，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获得平反而重返市委领导岗位。到了七〇年代初父母终于完成了支黔使命，这才带着全家离开堪称文革重灾区的贵州，返回了东北故乡。
本文由王士跃先生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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