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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是张天翼的《租客》，这篇小文收录在她的《粉墨》里，前几天的书单推荐过了。
谨送给所有租过房、住过宿舍、备受楼宇泡沫倾轧的人类。
《租客》
1
我是“租二代”，做租房客的生涯从降生便开始了。身为城市贫民，爸妈一直租房住，搬来搬去，一共搬了七处租屋。官不修衙，客不修栈。这句话我小时一直听父亲和母亲互相告诫，在他和她忍不住想做点什么改变的时候。到我上高中时候，他们才攒够钱在近郊买了房，搬了最后的第八次。可惜我读的高中是寄宿制，因此始终无法与那间房子建立起太深厚的感情。前面五间屋，我住的时候年纪小，现在印象都不深了。只记得第四间房子临街，门口就是垃圾箱，整条街的人都到这里来倾倒瓜皮、粪便，天长日久地发臭。七处房子里，最后两间记得最清楚。倒数第二间，位于一幢极老的筒子楼里，把一条漫长幽黯的长廊走尽，就到家了。公用一个厨房，两个厕所。厕所在走廊的另一头，我和爸妈要上厕所，要步行将近三分钟时间。每个厕所只有一个坑能用，另外一个大概从建国时期就堵塞了，因为在堵塞的坑位上堆积了大量住户们的废物，其中有一只搪瓷杯，上面印着“平津战役纪念”。我傻头傻脑地把对“家”的热爱和归属感献给了这一间屋子，每天放学后疯狂踩自行车，想要回到它身边。老师教唱《可爱的家》，我心里出现的都是它的身影。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详。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凤仙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呀！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日后得知，父母对那间房子的印象并不算好。母亲的幽怨来自厨房。每家都在公用厨房里搁一只小橱子，用来放烹调用具、油盐酱醋。她曾在洋货商店买过一瓶很贵很贵的西班牙橄榄油，舍不得炒菜用，只有时用来煎几个荷包蛋给我们吃，或者羼着大豆油炸带鱼。某次全家到外地去探亲戚，离开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橄榄油还有大半瓶，回来之后发现只剩一个底子了。父亲的忿忿来源于他的宝贝书，楼道里有每户的公用杂物区，他把几箱书放在楼道中，不久就丢失了一箱，邻居主动跑来讪笑着说，以为那是废品，卖给收废纸的了。那箱中颇有一些曾跟他上山下乡的老伙伴，此事他深以为恨。还有更要命的，夏天某次闹腹泻，由于厕所太远，他狼狈地损失了一条裤子……排行倒数第一的那间屋子，就更糟糕了。我现在还不明白，当年造那一片建筑的人，是怎样设想住户生活的？院子里一片房子都盖成二层小楼，木楼梯又黑又窄，楼道灯泡永远是坏的（有时父亲会买一个，拧上，但三天之内就会被别人拧掉，拿回自己家去用）。一座楼里住四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公厕利用的是一楼的楼梯间，呈三角形，里面仅容得下一个蹲坑，一个供人丢手纸用的竹筐。顶子非常低，需要弯腰进弯腰出。我们租用的屋子还是位于楼道尽头，一共三间，串成一列像一枝糖葫芦。三间屋加起来小于四十平米。紧里面的屋子其实是房主自己盖的违章建筑，只摆得开一个衣柜一张双人床。我和姥姥睡在那儿。中间房间房顶倒是极高，卡掉了上半截，盖出一层阁楼，空间恰能容纳两人。父亲跟母亲睡阁楼。每晚用竹梯子，咯吱咯吱爬上去睡觉。不过，夜里再咯吱咯吱地爬下来上厕所太费事了，折腾一回就半天睡不着。他们在阁楼上放了一只搪瓷马桶。早晨，一个人先下地，站在梯子口等着，另一个把盛着液体的容器小心翼翼递下来。有一回，马桶于传递途中失手，在半空造出一条柠檬*的瀑布。我记得那整整一天父亲都没说话。随后三天，母亲用消*液把地面刷了五六遍。公厕里那只装手纸的竹筐非常巨大，能藏住一个小孩儿，要填满它需要楼上楼下的居民齐心合力一个月时间——假如没人闹肚子的话。到了一个月的关口，筐子开始变得像电影院卖的筒状爆米花，白花花地堆出圆锥形的尖儿来。如果再过一个星期还没人理会，筐子脚下就会积起白色的波浪，又像英雄纪念塔下摆放的表达哀悼的花朵。这时蹲在它面前的人都有点小心翼翼，因为那高过头顶的尖端会给人要流淌、倒塌下来的错觉。总会有人再也忍受不了，把筐子拽出去倒空。大家进门一看，啊，筐子已经变回虚怀若谷的模样了，幸甚至哉！于是蹲下来默默感激那位忍受限度较低的人，也带着幸灾乐祸的笑意，庆幸那人不是自己。自打我们搬到这里，最先忍受不了的总是母亲。后来她很豁达地把这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不等到“上尖儿”就拖出去清掉。有时带双面胶条的卫生巾粘在筐底上，磕不掉，她就跑回家拿火钩子。她还下决心每天去洗公厕。先提着水桶，把兑着消*液的清水往地面一泼，给自己开路，再屏气躬身冲进去，用鬃刷一通狠刷。她早晨刷一遍，好让全家人都去上厕所。晚上下班回来再刷一遍。然而厕所变脏的速度却出奇地快，有时没半天就满是尿骚味，臭成了辣的，一拉开门就蛰眼睛。后来发现，住在楼上的男人，每次小便都是站在厕所的台阶外就掏家伙，往里面投出自己的抛物线。他又经常喝了酒夜归，醺醺之际，射术自然没那么准，甘霖也就把整个地面（墙壁应该也躲不掉）滋润了。其实他知道住在一楼的人家每天洗厕所，但始终坚持自己园丁浇花似的如厕方式。这就不仅仅是缺乏公共责任感的问题，而是全无公德，胡作非为了。某次母亲恰巧发现了那男人的“远程射击”。想说他两句，又拉不下脸说。恨得咬碎银牙，回屋里砸了一只饭碗。……至于有时坑里留着一条壮硕如铁棍山药的屎橛，就不知是谁留下来了的。母亲生有洁癖，把地皮看得跟自己头皮一样紧要——常有来访的阿姨们感叹，我家地面比她家桌面还干净。然而几十年与人杂居，居所不是傍着鲍鱼之肆，便是伙着龌龊之徒。好比是苏合遇了蜣螂，躲开死尸，又撞着臭鲞。她那爱干净的脾性，闲不住的双手，全都教那起龌龊人消受了去。拿李渔《无声戏》里的话说，老天原是要想法子磨灭好妇人。她直至五十岁开外，才住上能由自己掌控的净室，也算是造化弄人。因此，到我出去租房的时候，她还能叮咛我“多做公共卫生”，殊为不易。毕生受累，其犹未悔，匹妇不可夺其志，即此谓也。对母亲来说，那间屋子与地狱庶几相似。我们不得已跟一些无法沟通的人发生过于紧密的关系，不得已容纳他们参与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得参与他们的生活。就像萨特的《禁闭》里描述的那种情景，三个人挤在一起，就是地狱。他人即地狱。2我自己租用房间，大学宿舍应该算是第一次。每个神智清醒的人都会认为：住宿舍唯一的好处是磨练意志。青春特有一种天真残忍的利己主义，并且不娴于隐藏。入学几个月后，几乎每个人都在自己床位周围拉起帘子，帐门垂落，紧闭，用几只小夹子夹起来，算是建立起了一块隐私空间。但一块帘子不是魔术师的斗篷，它不能把任何一件东西变没。每天睁开眼之后，你需要忍耐九十九回。第一回要忍耐六点起床到操场跑步减肥的室友。她的闹钟奏响，她激昂地下床上厕所、洗漱，开门关门，在清晨的静谧中，她期望减掉的体重在地上弹出深远的回响，犹如跺着脚走。第二回，从上铺爬下来时，踩在室友搭在铁梯杆上的袜子，脚底一滑，出溜到地上，差点崴了脚。第三回，脚伸进鞋里，又闪电似的缩回来。鞋里有碎瓜子壳，像恶人撒进去的小图钉——对面床的人，昨晚一边躺着吃瓜子花生看一边表演天女散花，地面铺了薄薄一层地毯（很多人认为公共地面本来就是纸篓的延续）。第四回，更衣既毕，你打算一边吃昨晚剩的饼干一边去上课，发现书桌上堆着另一位室友的塑料晾衣圈，一圈滴沥当啷的内裤，旧内裤裆部发*，保留着风干时的形状，僵硬笔挺如短棍，这件花环般的物事，恰巧搭在你打开的饼干盒上——当然，她是不小心随手放在那里的……到了第九十七回，时间差不多十点半，你选修的课明天要考试，想稍早点睡。这时看电视里偶像剧的人正看到好处，舍不得关。有来跟室友串老乡的，两人在床帐里用外语一样的方言说笑，说得入港，舍不得走。你咳嗽一声，厚起脸皮说，哎我今天想早睡……他们一个抄起遥控器一个探出头来，我们轻点儿！轻点儿！那么，总还有别人也嫌吵的吧？——那人戴上了耳机听音乐，耳机因是廉价货，漏音严重，你几乎能听清每一句歌词。抵抗噪音的方法是加入制造噪音的行列。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饭馆总吵得像蛙塘。第九十八回，你闭着眼躺着等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偶像剧演完，串老乡的人也走了。楼道里雪亮的灯光彻夜不灭，透过窗户在黑地儿上画出白方块。刚才听音乐的那人放下耳机，用被单蒙住自己，冒着窒息的危险，与男友打甜蜜的电话。你也不得不用被单蒙住自己，为了抵挡他们的情话，室友之芳心燃起的熊熊爱火，有时也会殃及池鱼。那么，总还有别人嫌吵的吧？果然，爱看偶像剧那人开口了，嗳嗳，要讲电话出去讲。讲电话的爬下床，溜出去了，继续在楼道里说，“喂刚才说到哪儿来着”，音量因身处公共空间而理直气壮地放大。于是你仍呆在被单里，仍能一句一句听清那些情话……爱情这样伟大，难道该责怪爱情吗？第九十九回，sweetcall结束了。屋里其余几人似乎都睡着了。然而此时楼道里有晚归的人，一边说笑一边拖鞋声响亮地结伴去洗漱，自来水流以消防水柱的劲头“哗”地冲在水盆里，牙刷在漱口杯里像打蛋器一样，奋勇搅动……当你觉得再也撑不住、眼看要崩溃的时候，睡眠前来搭救了（金圣叹批《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浓稠得像液体一样的睡梦涌过来，没顶了，让人凄凉甜蜜地窒息过去，逃去到黑甜之乡。于是又撑过了一天。怠懒的恶习气就像病菌一样，散布在狭小空间里，人人难免中招。整个宿舍楼好像泡在一种浑浊的黏糊糊液体里。我不厌其烦地描述宿舍情况，也是为了说明：住过集体宿舍之后，再怎样差的房间，住起来都会感恩不尽，忆苦思甜。在宿舍里，你可以为未来可能的合租、独租做好一切准备，可以锻炼未来对各种人的容忍。学校的想法大致可以揣度：学生的主业就是上课，他们需要的空间已经安排在自习室、图书馆、操场了。宿舍么？不过用来短暂休眠。把装满知识的沉甸甸的年轻身体，收拾进小格子屋，就像把散落的蜡笔塞进扁盒里。幸亏年轻人睡眠总是好。吃得再撑也能消化，环境再吵也不耽误睡得像尸体，白天还能精神抖擞，露出没心没肺的和煦笑容——我觉得上年纪的人都心里有数，所以他们才敢这么干。住宿舍的第一年，我总觉得头颅右后边某个地方发麻，有一根筋永远醒着，绷着，得不到休息，轻微地病着，疲惫着，头昏脑胀，无穷无尽的腻烦。我甚至开始痛恨自己的肉身，为什么需要空间放置，为什么不能像中央之帝混沌一样无七窍，为什么灵*不能附着在一本辞典一只马克杯上……我厌恶呆在人群之中，即使遇到那以“团圆”为名的，也仅止于忍受。群居就是无时无刻不身处人群中，你听不到自己思考的声音，你没法把过于迫近的面孔和言论赶出视线、赶出脑袋。“他人只会削弱你，因为他人逼你扮演某一种角色。”在群居生活中，要变成与旁人绝不相同的人，真需要绝大毅力，就像被夹在人流中努力往反方向走，不停被别人的肩膀和身子撞得一下一下往后仰。（不过，对一些人来说，群居是快乐温馨的。他们喜欢向身边的人借思考，借决断，借陪伴，借话题……他们思想的温度较低，缺乏景观，需要紧挨在旁人皮肤上，汲取无意义的谈话产生的虚假的、昙花一现的热力。）那时读到描写剑桥学生宿舍生活的《莫里斯》，伊夫林-沃的《旧地重游》，连黯然神伤都免了，觉得那像另一个星球的神话。三年级时，有一半人以考研为理由到外边租房子去住，这也令另一半人得到了解脱。据后来到美国、墨西哥上学的同学说，洋学生们也差不多这样，住一年宿舍跟大伙熟一熟，之后就出去住，因为留男友女友过夜不方便，抽大麻也不方便。3截止目前，租房生涯断断续续持续了七年，尚未体验过“独租”（就是自己租一套单元房）。其实，只要碰到合适的室友，只要不把“隐私”太当回事，合租一点不痛苦。稍有些微不适，只要想到“每次忍耐都是在挣钱”，自然就怡怡然，坦坦然，不以为意。那些微不适，来自于早晨抢厕所期间，坐上还带着别人体温的马桶坐垫，来自洗澡时看到地上两滴血迹的恶心，来自做饭时忽然发现有人用过菜刀和砧板而且没洗干净……前三回租房都是在上学的时候。租房广告在学校里到处都是，有的手写，有的打印，联系电话一般都竖着写在下面，并列写上七八遍，依次从中间剪开，剪成一排流苏状，如揽客的纤细手指，迎风招展。当时我搬出宿舍的心思十分迫切，心急火燎，心狠手辣，撕掉一条不算数，还要把剩下的统统撕毁，以消灭未来的竞争对手，赢在起跑线上。如果广告上面主体部分还写有电话号码，就把其中两位数抠掉——若只抠一位数，怕真有愿意试十次的痴人。一圈走下来，猎获颇丰，手心里像采了一束野花似的，攥着，一把或长或短的纸带……然后逐个打电话，跟房东二房东三房东们约见面，用笔记本记录约定好的时间。最后选定了一套男女混住的单元。那个单元中不算客厅有四个房间，我与另一个姑娘合租带阳台的主卧。我们平分资源，我分得两堵墙，一半房间，一半书柜格子，一半衣柜，一半阳台。另三间房，一个三十多岁未婚老博士，一个考研的胖男孩（他占用的其实是偏厅。房东把厅也当成房间出租），另一个考研的瘦男孩。如果一部机器需要五个齿轮一起转动，那真需要极精准的调试，才能让它不互相妨碍。第一个星期，我小心翼翼观察屋里人们的作息时间：几点起床，如厕漱口的时间长度，是否午休，如果不午休，中午从事什么活动，是召朋友来打实况足球还是跟爸妈讲长电话，下午是否出门，晚上是否出门，几点洗澡几点睡觉……同住的女生对我基本表示满意，不过一周后她也提了几点要求，头等大事是希望我每次回屋后都把插销插上。为什么？她睁大眼睛，对我的疑惑表示惊诧：不插门很危险！这房子里有三个男人呢！哦不对，大于等于三个，因为有时他们同学也过来洗澡、玩游戏。万一他们忽然闯进来，怎么办？他们为什么会闯进来？……强奸……轮奸。新闻上报道过很多啊。我的天哪，不会的！你觉得他们是那种人吗？知人知面不知心。斯文败类还少吗？再说，就算他们是绅士，万一喝醉了，酒后控制不住自己呢？我皱眉想了一阵，说，好吧，假设真有那种情况，你觉得一根手指头长的铁插销拦得住一群醉酒的精壮男人？……如果他们要撞门，门锁至少可以给我缓冲的时间，抓起武器来。武器？屋里哪有武器？她掀开被褥给我展示：在放枕头那个地方，贴着床头板，竟然放了一把铁榔头，一把水果刀。看见没？别怕，万一有人进来，你负责抱住腿，我用榔头爆头！看她得意的表情，几乎是在盼望一个相信“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的冒失*闯进来，给榔头喂血让刀锋开荤，为她的抗暴女英雄生涯祭旗。那种虚拟情景被她说得越来越逼真，我叹着气，在面前舞动双手，想把那个情景挥散。嗳，当初我们既然决定了跟男人合租，就算是默认敢冒这个险……好吧，我每次会记得锁门。五只齿轮便如此转下去。日子过得还算顺利。偶有男生们在屋中衣不蔽体的问题，委婉地提出，他们都羞赧地表示会改。在我租过的房间里，第一间是最干净的。因为学生毕竟还脸皮薄，不好意思糟践得过分。母亲得知我在外面租房子，倒没怎么嘱咐插门的问题，只说：公共卫生要积极做，出力长力，不要怕吃亏。我答应得很响。那时我心眼单纯，不去想“凭什么别人不做我要做”这种问题，经常挽着裤脚，用墩布把客厅厨房卫生间统统拖一遍，把水泥地擦得青灰透亮，甚至蹲着用铁丝球一点一点刮掉厕所墙上的*灰色的泥垢。后来我再也没那么卖力地做过公共卫生了。那像是第一次失恋之后，就不会把男人看得那么宝贵了。我也懂得了谨慎地节约力气，不以房间之洁净为己任。降低要求多容易啊，得过且过，还不就那么回事。第二个房间，我仍找了一个女生合租。这次的有趣之处在于：为了分割房间，我把两条跳绳结在一起，一头拴在墙壁的钉子上，一头拴在阳台门框的中央，然后拿一床红色印花的毛巾被，搭在这条绳子上，让它垂下来造成一道幔帐。隔着这道软绵绵的墙壁，两人默不出声地早出晚归，几个月里交谈也没有超过十句。我们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老聃似的生活。学校周围还有很多老夫妇招租，把自己单元房中的一间租给学生。包吃。房租相当低廉。条件是每天做家务，陪老人散步聊天。凡是讨这个巧的人，最后都会发现免费的午餐里有砂子。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中可爱的老太太是很少见的。老人屋子里陈旧家具和衰老肉体酿就的腐朽气味，并不那么好忍受。大部分老年人会有很多要求：晚上十点前必须进门，不许把男孩子带回来，女孩子一次不能带回超过两名，不能在屋里放音乐，夜里不可起夜（因为老年人睡眠不好），家务也要做得令老夫妇满意……他们提供食宿，是为了交换更重要的东西。他们的儿孙太久不肯光顾了。年轻人要租房，他们要租赁青春的光芒，要租借少年的活力和生之趣味。其情可悯，其愚……亦可悯。几乎所有这样租房的，最后都闹得不欢而散。同班一个女生，房东大爷非说她偷东西，她争辩不过，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收拾行李出了门。4有时，我也会羡慕那些真正被人当做“家”的房间——替那些“出租房”羡慕。前者那类房间，处处显出受尊重的矜贵，它心知主人为得到它、精心打扮它，不惜耗尽积蓄，也知道自己能为主人面上映射出自得和喜悦之光、提供他们所沉迷的安宁。即使室内稍有凌乱，也是从容不迫的，像晨妆未竣、匆忙迎宾的主妇，蓬乱的发髻和衣襟上的褶皱看上去也颇可人。位于腹地那些小巧的、惹人怜爱的卧室，偶尔受主人之固邀，可得到入内参观的殊荣。精致的床头灯、颜色搭配得恰到好处的浅色窗帘和寝具，都因极少抛头露面而猛然一惊，微微窘着，僵着，带着娇羞之酡颜，不出声地等待客人赶紧知趣离去。被全心全意地爱着和珍重的，不管是人或是房子物品，总有一种稳稳散发出来的光泽。主人呆在自己的房子里的时候，也显得更雍容自如，连说话声音都变得清楚了一些，就像公狮子在他自己的领土上，趴伏在树的阴影里，晃动鬃毛，打呵欠，浑身洋溢着掌握全局的松弛、满足和慵懒。至于那类阅人无数的出租房，久已像失掉羞怯的烟花女。老天保佑，它还具有必备的一些器官——洗衣机，空调，抽水马桶，床板床垫，衣柜板凳，好歹保证它仍具有招徕客人的资格。但由于对过多的陌生人展示，浑身都是疲乏的冷漠。墙壁，地板，每件物品上，都能看到无数双不客气、不怜惜的手。那些手留下的痕迹，未必粗暴，至少是漫不经心。那些售卖它的人做的一点点油滑浮浅的修饰，仅止于堪堪能遮掩它的形容枯槁，让客人不至于太快发觉它的敝旧、寒酸，以及其余难以忍受的一切。买主们以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寻找能用来杀价的缺陷，并嫌恶地——有时是佯作嫌恶——大声条分缕析。付了钱、留下来的人便开始恶形恶状。他们索取无度，是为了值回花掉的每一毛钱。没人愿意费心为它的洁净和美好负责任。责任得建立在长期关系之上，谁都心知这是露水姻缘，随时相忘于江湖，因此自私和狭隘是最正常的守势，无可指责。我与薛君第一次共租的房子位于学校家属楼一楼。三室一厅，住有六个人，只有他一名男丁，而且只有他是学理工科的，所以换煤气罐、修理水管、购水购电、计算水电费等等任务自然落到他头上。其中一位姑娘家境殷实，她入住几天后，她的科长母亲特地衣冠楚楚地从家乡赶来，巡视她的居住环境，又把她的室友都面试一番，表示满意，临走时买了一台冷暖空调，安在她屋里。这可真是大手笔。但结果是，屋里的人们对平摊电费发生不满。谁愿意给别人的空调交电费呢？最后，大家把屋里所有带电插头的东西的瓦数都报上来：电热杯，电脑，空调，甚至台灯和铁夹式干鞋器。薛君整理出一排运算公式，根据每件电器的功率、使用时间、使用频率，得出每个人需要交的钱，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三位。这才人人服膺，无有异议。该房间是我住过设施最差的一间屋子，房东当初装修时就打算好要租出去，因此各处都十分敷衍。卫生间只有一扇木板拉门，没有锁，板子上钉了个铁环，环上有人拴了一根绳子，进去之后可以把绳子系在某根水管上。其实绳子细得像粉条似的，用力一拽就断，根本阻拦不住任何想闯进的人，不过是给自己心里加个屏障罢了。这块木板门上还有几条裂缝，其中一条裂得比较起劲，成了细长的枣核形，如果站在外面，堪可窥一斑知全豹。屋里有的女生进去洗澡时不开灯，有的拿一件脏衣服搭在“枣核”上，聊作遮掩。因为设施差，大家也不爱惜，屋子脏乱得不像话。灶具上不光厚厚一层黑油泥，还披挂着经年数月炒菜时溅出来的土豆丝、葱花、菜叶（它们都干瘪得不成样子，不过还能辨认生前身份）。厨房角落的簸箕总有人扔苹果核、西瓜皮、一次性饭盒。客厅成了放杂物的公用仓库，行李箱、破棉被、旧衣服旧鞋旧书堆在一起，一座座，一座座山川相连。这间房子外本来有个半地下的储藏室，房东把它盖成一间几平米的小房，也租了出去，租给学校里一位收废品的大叔。大叔一家三口人住在里面，做饭时烟就从埋在地面处的窗户里滚滚冒出，像着火似的。这位大叔曾进来收废品，啧舌叹道，哎呀，你们大学生住的屋子，比我这收废品住的屋子还乱。这时期，虽然我已经学精了，不过偶尔也忍不住绰一根墩布拖地。奈何有心清洁，无力回天。提议要轮流做卫生呢？大家又说，哎呀屋子没那么脏嘛，哎呀我周末都回家住，在屋里根本待不了几天……自己也觉得无趣，就作罢了。脏乱之下，必有鼠患，何况房间还在一楼。对于老鼠来说，这屋子大概就像它们的食堂饭馆一样可爱。某次我在厨房做了点东西吃，听见背后有细碎声音，回头一看，一只老鼠正在簸箕处啃吃果皮，边吃边直起身子，与我对视，目光灼灼。还有一次我进了卫生间，刚打开灯，只见一道灰影从脚边窜过，从木板门上的一个小洞里钻出去了。它竟然是从蹲坑的下水口里钻出来的！我向众人讲述的时候，众皆悚然。而我尤有余悸：万一是我蹲下之后，它才冒出来……鼠患是必须要治了，不然厕所都没法上。用过粘鼠纸。放置一夜后，上面似乎有些可疑的毛发，似乎是鼠儿在上面摔一跤，打个滚，便扬长而去。用过鼠药。寂寞地摆放了数日，无鼠问津。大概是鼠药不曾与时俱进，今世鼠们，口味都吃刁了。用过鼠夹子。又遭到室内其他人的强烈抗议，说是即使夹中了，夹得肠穿肚烂，也太恶心。最后，某位走街串巷的灭鼠人推荐一种新式武器。技穷之下，高价买回。这武器外貌平平，不过一只小小的塑料盒。说明书是这样写的：某位毕生与鼠群交战的教授，曾旅行各省，专门捕捉鼠群中的“鼠王”。捉住了，并不着急杀它们，只关在笼子里。此际鼠王自忖必死，遂发出哀凄尖厉的叫声，告诫周遭的子民赶快逃命。教授就躲在一旁，用录音机录下鼠王的遗言。年长日久，取其精华，集合成这一小段，只要反复播放，方圆几里的鼠族必然听从王命，四散奔逃。产品简介像童话又像寓言。由《胡桃夹子》得出的印象，鼠王乃恶势力之象征。然而现实中，鼠王实在是贤王，是明君。身陷绝地，竟不呼叫御林*前来救驾，遗言是“别管我，你们快走”。其何壮烈也欤！那些牺牲了的先王，谥号都当得一个“惠”字。想必子民们疏散时，细长的鼠眼中都含着泪花吧。趁周末隔壁几个女人结伴出去看电影，我们把机器放在客厅和厨房交界处，打开播放键。整晚坐在屋里，一遍一遍听着早已作古的鼠王们的呐喊，恸哭，吱吱吱，啾啾啾，喳喳喳。鼠呼一何怒，鼠啼一何苦！循环播放了两个小时，在我想象中，此际鼠鼠相传，地下王国都已经收到讯息，正在紧急搬家。耗子他妈，赶紧把玉米大豆捡大粒儿的，打上包袱啊！小四小五，一人给我叼两个花生……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见到鼠国民，我有一种童话成真的感觉……第四天，走进厨房时，一惊，又见到了那熟悉的、矫健飞掠的灰色倩影。也许川渝湘各地的鼠群，方言不通，因此听不懂吧？总之我是数战皆北，彻底技穷。不过此屋中人鼠之战尚有后续：我和薛君退租离开之后，他的一位读博的同学住了进来。此人身材短小，广东人所谓“矮仔多计”，他不但多计，而且性子极为悍勇。住进来发现有鼠，立即关门闭户，枕戈以待，居然一战功成，毙了鼠命一条。更惊人的是，他拎起这只死鼠，以绳系其尾，挂到了屋子门口的树枝上。这一招好比城门悬头。死鼠王的命令不顶用，死同伴的鲜血顶用了。鼠尸挂了两天，在邻居的强烈抗议下，解下扔掉了。从那之后，那间屋子再没闹过老鼠。第四个房间。这时我们到了北京。这幢楼建于七十年代，原本是当地一所钢厂的职工宿舍，当年的职工现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子女大多已离巢。老人们爱攒旧东西，楼道里堆满了破纸箱旧沙发，每层楼都放着一个腌咸菜渍酸菜的陶缸，不懈地散发臭气。走在楼梯上，还能闻见楼道里弥漫着浓浓的“老人味”。老房子房型不好，采光、通风什么的就不用指望了，进门是一条狭窄的走道，跟门扇一般宽窄，不关上门就没法通过走道。所有的门都跟门框不甚合作，不是过紧就是过松，像身材早就变化得天翻地覆的中年妇女，还勉强穿着生养孩子之前的旧衣衫。抽屉总是不牢靠，有的拉出来费劲，有的推回去费劲。柜子的把手五个有四个都掉了。内室的地板尚好，客厅的地板就变得七支八翘，每一块木片都摆出不同的姿势，有的拱起脊背，有的瘪着肚子，走在上面总能踩出哆唻咪发索好几个音。有时夜里上卫生间，怕吵醒别人，就像走八卦阵一样，一下左，一下右，倒踩七星步，躲着那些琴键一样的地板。屋子里留着点点滴滴前任房客们的痕迹：镜子上的粉色小猪贴纸，和卫生间里的卡通猪挂钩，显示这里住过一个属相或爱好是猪的姑娘；水龙头、厕所晾衣架都用铁丝一圈圈缠绕过，透出中年男人的手艺和勤谨劲儿；厨房储物架子的边角，抽油烟机的边角，都贴着软纸，垫起来了，我曾好几次在那些边角上撞过脑袋，幸有前人手泽护佑，才没磕出血来，说明前房客中还曾住过一位心思细密的好人。我们依旧挑了带阳台的主卧。隔壁的单间刚好能容纳一个单身人士。第一位室友是个泼辣单身姑娘，年纪二十有余，貌妖冶，卷发，浓妆。职业不详。似乎是开小店卖衣服的，又似乎是酒吧卖酒的。其人主要事迹是喜穿高跟鞋，不舍昼夜。夜里两点回来，也必以有节奏的鼓点，遍飨高邻。由于我们住在顶楼，因此整栋楼的人们都要受用。由此想去，夫差为西施所造“响屧廊”也并不觉得可爱了。三楼四楼的大妈没找到她，找到了我，诉苦良久。我候到她某天早归，委婉地跟她提起。她毫不犹豫地道，那没办法啦，我上班就得穿高跟鞋。他们老年人就是睡眠不好，这哪能怪我！难道他们便秘，我还要给他们买开塞露吗……另一突出之处，是喜着鲜红内衣。她搬来第一周周末，在卫生间洗了一上午衣服。下午薛君去卫生间，忽然惊慌失措地跑回来，道，不得了……我前去查看，一拉开门，只觉得红光扑面，耀眼生花。定睛一瞧，原来卫生间里悬挂了十几件内衣，文胸内裤，高高低低的，全部是鲜红色，蕾丝质地。薛君不断摇头，状甚畏葸。我劝道，权当是看升旗仪式……此女常招多位男友女友来聚餐，火柴盒大小的屋子，也不妨碍开Party，大家在床上团团围坐，吆五喝六，热闹非凡。某一日早晨，忽然室门洞开，人和行李皆如*鹤之杳。一问中介公司得知，她很匆忙地退租了。第二位室友，我们向中介表示要自己来找。找得很谨慎，不但要女性，而且要不吵不闹的。前来面试者形形色色，有父母陪同女儿来看房的，千金刚毕业，父母从外地赶来，把关租房问题，结果是人家看不上我们的房间，千金嫌衣柜太小，放不开她的衣服，父母嫌抽水马桶太旧，委屈娇儿之尊臀。有因工作调动到附近，临时租房的，反复声称只是晚上回来睡觉，但有时会加班到凌晨两三点。还有四十几岁的公务员模样中年人，衣履辉煌地走上来，背着手考察一番，嗯嗯几声，讳莫如深地离开，难道他是打算为侧室另择秘密爱巢？……最终中选者是一位在美发店工作的已婚大姐。这大姐四十多岁，是安徽人，丈夫在上海打工，两个儿子一个在老家，一个在广州。一家四口，要团圆一次得把京沪京广线都坐一遍。因在美发店任职，她的短发染成蕾哈娜那种火红色，衣服质料虽不佳，样式总是时新的。不过浓妆之下的脸蛋还是中年妇女的松弛，整体有点秋行春令的怪诞和悲哀。曾问她，为什么不跟老公在一个地方打工？她说，唉，机会没那么多呀。我先在北京找到这个工作，现在也做到副店长了，舍不得走，他呢，老乡在上海开店，他过去帮手，比在北京挣得多。我家两个儿子，一个十八，一个二十一，没几年就都得给他们买房子结婚，我们还不得拼命多赚点？……那位大姐在半年后搬走了。我们得继续自己找室友。这回标准放宽了：只要单身即可。男女不限。于是第三位中选的合租伙伴，是个单身年轻男人。此人在附近的水电研究所工作，高瘦，喜欢宅在屋里打游戏。除了有时赤膊出没，没什么显著缺点。半个月之后，我已经比他的父母和女友们更了解他——通过他忘在洗衣机甩干筒里的袜子内裤，晾在客厅里的衣服，厨房垃圾筐里的泡面包装袋和火腿肠肠衣……比如：他的鞋42号，爱穿黑T恤黑内裤黑袜子（大概黑衣服不显脏吧）；他喜欢Ke$ha，有时他洗澡的时候，我听见他哼唱Ke$ha的歌，他打游戏的背景音乐也是TikTok、Blow什么的；他周五晚上熬夜到三点，转天要睡到下午两点；他每天早晨花在厕所里的时间足够看一集美剧，当然，那也可能因为他喜欢看杂志——都是游戏杂志，《玩游戏》《大众软件》《电子竞技》——常常把杂志忘在抽水马桶的水箱上；周末他吃两次泡面。周六晚上那次加一颗鸡蛋，周日晚上加一根香肠。周日晚上他会叫一次外卖，并让送外卖的帮他捎一瓶冰啤酒。他有过三位女友。我给三个姑娘都开过门，他不喜欢给她们钥匙。我外出回家，上楼时常抬头见门前一个女孩站立等待，向我羞涩一笑，我便说，来，进来等他吧。她们在这里留宿，做晚饭，坐在床上看他打游戏，然后在早晨静悄悄离去。他第一个女友不懂烹饪，只会煮速冻饺子，顶多再切一碟生西红柿，撒上白砂糖。每次看到厨房纸篓里丢着速冻饺子的包装，案子上剩着西红柿蒂，就知道是她来了。曾暗暗替她着急：老是凉拌西红柿，哪怕换个拍*瓜也行呀！速冻饺子支撑的恋情果然速朽，没两个月，包装袋和西红柿蒂就不再出现。第二个女友，倒是勇于尝试，可惜厨艺不佳，炒油麦菜火太大，往往成了细丝，土豆块切得太大又炖得不够烂，一看就有硬心儿（我是从厨房放的剩菜盘子里看到的）。但勤能补拙，她甚至把早饭白粥都煮好放在冰箱里，让他早晨用微波炉叮一下就能吃。二号离开后，他似乎沮丧了好一阵。挺长时间，不再有女孩徘徊在房间门口，等待有人上来开门。数月后，第三号出现了。第三号姑娘是最好看的一个，她不怎么化妆，皮肤白皙，眉毛很淡，眼睛四周一圈长睫毛，鼻子小巧端正，虽然光这些也还称不上美人，但她笑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她有一种没什么想法的笑，你也可以把那个叫做单纯，有点像《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显出一些呆傻没主意的样子，同时也仿佛有点娇憨”。让人也禁不住想跟着她裂开嘴，笑一笑。她每次留宿后，早上五点多就起床离开了。后来我得知，医院的护士，六点半要查房。为了三号姑娘，我们从不动手摸锅铲的宅男室友居然下厨了。我和薛君在菜市场，碰到他和女友买菜，粗壮的芹菜斜插在袋子里，耷拉着翠绿的叶子，那姑娘的胳膊挎在他手弯里，脸上是那种“反正都听你的”那种笑。回来之后，他俩关上厨房门一起炒菜。不知是什么菜，放了很多很多辣椒，我们坐在自己屋里都觉得嗓子发痒。数日之后，他父母来探望儿子。他不在家，我开门迎客。免不了互相寒暄几句。他母亲人极热情和善，贻我她腊制的风鸡风肉，又一定要塞给我一大把栗子，说是家里果树上结的，她亲自炒的。说，哎呀，你们多照顾多包涵吧，他打小就自理能力差……又絮絮道，他想让我见见他女朋友，医院护士，哎呀，我觉得护士工作太忙，是个伺候人的活儿，又累又脏的，再说，那是个青春饭，哪有当一辈子护士的啊，姑娘你说是不是。他父亲口讷，双手互攥，在一旁不时轻微地点点头。我望着母亲的脸庞，几乎想把我那些观察和盘托出、劝慰她：别挑剔啦，她是个好姑娘，要紧的是他喜欢她，愿意为她做自己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后来，这个男孩也搬走了。搬家那天是周末，我们帮手搭了几件行李。他的护士女友始终笑盈盈的，嘴角眉梢掩不住的快活。忍不住对我说，我们搬到三条街之外那个小区啦，租了一套一室一厅。我也打算学学做饭，老让他做也不好。我觉得你炒菜挺厉害的，早知道该跟你学学。我笑道，恭喜恭喜，掀开人生新篇章，开始准夫妻生活啦。最后，他破天荒地说，咱四个人出去吃顿饭吧。于是去吃烤鱼。喝啤酒。说东说西。他说电脑游戏，说美剧，他的护士女友说医保，说临终关怀，薛君说NBA，说建筑设计费多年不涨价，我说电影2D转制3D的问题……推杯换盏，居然也很投缘的样子。不知情的人，一定以为这四人是多年未见的同学。肴核既尽，两个男人各自掏出钱包，平摊了饭钱。在餐馆门口道别的时候，他挥手说，以后常联系，再见。四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据我所知，没有谁能跟合租室友真做成朋友（不成仇敌已经万幸了）。做朋友是需要距离的，距离才能保存敬意、爱意和会面的欲望。合租的人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混杂了太多细碎的恩怨。那种关系就像我们跟租来的房子们一样，朝露待日晞。5对于女租客和男租客，人们总有种“瘦死骆驼比马大”的认识误区：百分之八十的女人爱干净；剩下那百分之二十，也比男人干净多了——注意，这是误区。很多合租女租客可以用绵绵无绝期的举证来驳斥这个观点。有人吃完盒饭直接丢在客厅里，有人洗完澡从不收拾下水口篦子上的长头发，有人从不倒厕所纸篓，有人是从不洗衣服，所有内衣外衣袜子都攒在水盆里，放在客厅，等妈妈/男友来给她洗。除了卫生，占用公共资源也是大问题：A每次买东西都买一大堆，公用冰箱都被她的西瓜苹果酸奶塞满了，B一到周末就全天占用洗衣机，从早晨九点洗到晚上六点，C每天晚上没完没了地用厨房，D每回洗澡都像孵蛋一样，没有一个半小时不出来……控诉中间必然会愤慨：“我就不相信，她们在自己家里也这么糟蹋！”结尾必然是：“哼，我才不管。脏就脏着！反正也脏不死人。看谁耗得过谁。”以及互相拍肩膀鼓励“化愤怒为力量，赶紧攒钱买房子”。其实大家上学的时候，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老这么斤斤计较，想着这些琐屑之事，弄得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可是——“这口气就是咽不下去”。让人疲惫的不是面前的高山，而是登山鞋里的沙粒。贫穷总有无尽的悲喜剧似的细节。比如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那些细节咀嚼得久了，居然会像臭豆腐和苦瓜一样，被嚼出点香味来。当然，“她们在自己家里也这么糟蹋”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哪家有这么个孩子，估计不是挨爹娘的揍，就是早早给送到精神病院去。然而——所有人都包括在内，我们都得承认——跟一帮陌生人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自己。关于国人的责任感，罗素的解释是中国文化里只重视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费孝通则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的“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就从来没人关心。对合租的人们来说，“家”就是他租下来的那个房间，虽然外面的卫生间厨房客厅也付了一些租金，但那些处所有着“公用”的属性，所以就不算是“家”。出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谁都不愿意让别人搭自己努力的便车，忿忿于别人能够坐享其成，同时又想搭别人的便车。其实要说完全没有责任感，也不是的。责任感还在，只是当一群人共处，责任感立即有了推卸的可能和空间，被最大程度地“分摊”和“稀释”了。这种心理，在合租屋里体现为不倒垃圾，在某一条大街上则体现为不救助被汽车碾压的女童。6或曰，现在北上广外来人口过于膨胀，所以才会有庞大的租房人群，在封建农耕社会，人民过的还是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吧？……其实人口向发达城市流动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翻翻书就能发现，无论哪个朝代，首都和大城市永远人满为患，寸土寸金。权贵多吃多占，商人倒腾房地产，读书人到京城奋斗谋职，当京漂几十年也只能租房住，唯一可安慰的是能攒钱在老家起一所好点的宅子，以为终老之计。唐以前的资料不好找，就从唐说起吧。李唐时期中央官员人事变动频繁，在首都长安的穷京官大多租房住。白居易有租房诗《卜居》：“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却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此时他的职位是礼部主客郎中、知制诰，相当于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代天子拟诰，还是攒不够买房的钱。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则是在县署公租房里写下的。宋代的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向近代城市迈进的趋势，坊巷制度崩溃，居民可以按照喜好自由选择住所。然而北宋时期，首都开封的房价奇高，没点家底的穷措大，管你如何才高八斗、名动九州，也当不起开封业主。欧阳修贵为一代文宗，执衡枢密，始终置不下房产，“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不但没间房产，连租房也租的是一条破里弄的老屋子，环境很糟糕。苏轼在开封给儿子苏迈办喜事，没有新房，租用了朋友范景仁闲置的房子。那他弟苏辙怎么没帮一把？因为小苏诗文之才稍逊乃兄，穷困之状旗鼓相当。小苏有诗曰“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头发斑白了还没混上套房，儿子们老拿这个当话把儿敲打我。老租房的人，就老得搬家，哥俩都写了好多迁居诗：大苏《迁居临皋亭》：“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搬家就像在蚂蚁洞之间爬来爬去。《迁居》：“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跟房子没缘分啊，平均一年就得搬一次。小苏《汝南迁居》：“病暑暑已退，思归未成归。人事不可期，当受不当违。客居汝南城，未觉吾庐非。忽闻鹊反巢，坐使鸠惊飞。三绕择所安，一枝粗得依。”即使是租的房子，破漏了也得修，苏辙有修房诗，《葺东斋》《葺居五首》，“敝屋如燕巢，岁岁添泥土。泥多暂完洁，屋老终难固。”他也知道客不修栈：“况复非吾庐，聊尔避风雨。”反正不是我的房子，马马虎虎算啦。“生来乏华屋，所至辄成趣。苦恨无囊金，莫克偿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岂无所。”最后还要勉强说几句豁达的话儿。苏辙在七十岁时买上了房子，不是在首都，是在许昌买的。到了南宋，房屋租赁业已经十分发达，*府设有公租房，也有不少私人出租房屋的。租房干什么的都有，租门脸儿做买卖的，租房子存货物的，租房办书院的，甚至还有道人租店面卖卜。有时*府机关还租用民房当办公室。公家能提供的宿舍严重不足，官员们大部分都要租房住，朱熹道：“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宰相李昉、吕端微时曾一起租房，老来回首，老吕赠老李诗曰，“忆昔僦店明德坊，官资俱是校书郎”。僦，即租赁。又有王禹偁诗：“老病形容日日衰，十年赁宅住京师。”老王也曾官拜知制诰、翰林学士，也跟白居易一样穷。至于贬谪出京，知*州，建了听雪听雨听投壶的*冈竹楼，似乎倒比当京漂舒服多了。现在常见的几户合租一套房，那时也都有了，“泉州城内一空宅，数家分僦。”（南宋洪迈《夷坚志》）。*府时而会有恤民之举，《宋朝会要》：“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以雪寒，应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店宅务是京师管理公有土地房屋的官署，从真宗祥符年间开始，在大雪和节日的时候，会给租户免除房钱。当时房钱是以日计算，减免是为救济那些因雨雪无法经商挣钱的小民。后来凡皇后太后病愈或皇族添丁等等时节，房钱和地钱都有照额免除或减少的特典。明朝出现了廉租房。朱棣迁都后，为吸引人口，向京城附近大规模移民屯田，又徙工匠来京。人是来了不少，没处住怎么办？朱棣下令在北京城里城外盖房子，低价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当时这些出租的公房被称为“廊房”，按照所处区域的繁华程度分为“大房”，“中房”，“小房”。住户三个月交一回房租。大房每间租金45贯宝钞，外加90文铜钱，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约为元；中房每间交租金31贯宝钞，外加62文铜钱，约为元；最便宜的小房每间30贯宝钞，外加60文铜钱，约为元。当时北京劳动人民的工资是多少？据文献记载，永乐初年河工月薪文左右，砖瓦匠月薪文左右，轿夫月薪文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当时属于低收入群体的民工，也能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租房住。明清时期“典房”变得兴盛起来。只需把一笔典房款付给房主，就能按租约住上十几年，这期间，典房款归典主所有，房客不用交房租，房主人也不用出利息。“典”的等级高于“租”。《金瓶梅》中，武大起初的住所是在紫石街租赁的，金莲甚为不满，“贼馄饨不晓事的，你赁人家房住，浅房浅屋，可知有小人罗唣！不如添几两银子，看相应的，典上他两间住，却也气概些，免受人欺侮。”可见典房是有“气概”的高级住法了。那么典一套房的价格大概多少？金莲卖了首饰，“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十数两银子，约合人民币三千块左右。清朝时候，京城地价持续高昂，京官的流动性依然很大，外地来京官员解决居住问题的法子，仍是租房。不过清代官员们比白居易欧阳修他们都更要点儿体面了，陋巷斗室是不能租的，穷归穷，租一套四合院是底线。清*府的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内，按照清律，皇帝五更上朝，即卯时，相当于凌晨五点至七点。官员们一般寅时就要候在午门外，相当于凌晨三点时到五点。三点多就要到单位等着开会，又没有地铁公交可坐，要再住得远一点儿，这晚上还能睡吗！所以很多京官集中租住在宣武门外，因为宣武门外离正阳门很近，能少花点路上的时间。宣武门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曾住过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晚清时同治的帝师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刘光第住过29号。一套适合京官居住的房子租金是多少？爱写日记的曾国藩留下了珍贵的研究材料：道光二十年，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租下一处住宅，全年租金大概是67两银子，一两银子约折人民币到元，年租大约一万多块钱。不过此时老曾的俸禄（法定收入，不算冰炭敬和灰色收入）也仅是两银子。光房租就花掉一半年薪了。民国时期世道不好，楼市乱象丛生，有志青年们聚集在北上广的，都要经历租房之苦。《春明外史》中，农村出身、家境贫寒的杨杏园，虽在京城报社担任主笔，但还是在会馆租房住。沈从文的《记丁玲》和《记胡也频》，写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的生活：“在那公寓楼上他们大约住了将近一年，那时的生活虽仿佛不很窘迫了，由于支出方面不甚得体，两方总仍然常常显得极其狼狈。冬天来时，房中虽有煤炉，却无煤块，客人来时，就得女主人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报纸完事后，外面寒气十分逼人，室内无法工作，两人就坐在床上看书。房租到期无法应付时，两人便常常不在家中，各处乱跑。在家为掌柜的见及时，便装作出门借钱的样子，用围巾紧紧的裹了身体，出门向北或向南踏雪散步，直到夜深方敢回转住处。”“在许多好房子主人中，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主人。同时我们当时若搬到什么人家去，床同桌椅就不能得到。在上海，情形稍稍不同了一点，我们各处看房子的习惯，还好好保留到生活上。正像这是我们一种权利，我们可以永远想象下一个月住的地方应比目前住的稍好一些，所以这里那里去找住处，从人家后门进去，同一些二房东讨论价钱，有时还冒险放下一点定钱，临出门时总说，定下了，定下了，不久一定搬来！一回家，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那个定钱又等于白送了。”不久沈从文去了上海，丁玲和胡也频也跟了去，“（沈）在法租界善钟路一个朋友代为租妥的亭子间住下。再过了两月，他们两人又用另外一种理由，也居然到上海来了……两人虽在上海住过，这次来上海既不预备久住，故一来就暂且住在我那地方。那时节我住处已经从亭子间改为正楼大房，房中除去一桌一椅一木床外，别无他物。两人因此把被盖摊开，就住在我房中楼板上。”——这合租生活，不可谓不惨了。不过，有志青年们挤在出租屋里睡地铺，是励志之韵事。想那林书豪在成名一战的前夜，还舍不得花租房的钱，睡的是队友菲尔德斯家的沙发。睡完沙发，第二天他在球场上就爆发了。此事结局更妙：那张睡出球星的沙发怎么样了？菲尔德斯说，那张沙发是租来的，已经退回家具租赁公司去了……——薛君初到北京谋职，找不到住处，赖有同学收留，他就睡在人家屋里的沙发上，如此一月有余。我常赞道，睡沙发乃是发迹变泰之肇始，世间穷通无定，别看咱夫妇此际无立锥之地，待你将来阔绰了，封妻荫子，你则翩翩裘马我则楚楚衫裙，咱二人到那家里去，豪掷千金，买回那条沙发，供放家中，提醒子孙克绍箕裘。为妻便为你作一本传奇，名唤《沙发记》。沈从文讲到自己和丁玲胡也频的租房生活时，曾说：“有许多年轻人是那么过下来，且如我们自己，也还得过许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后，仍然还得在那种极类似的情形里过日子。”他所说的这“许多年轻人”中，尚有郭沫若、茅盾、鲁迅、梁实秋。他们都在上海弄堂租过亭子间，很多文思，就是从亭子间的叫卖声吵架声麻将声里，十分艰难地诞生出来。鲁迅在《病后杂谈》里抱怨上海的高房租，还很仔细地算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四十，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房租高，稿费贱，文字不值钱，文人养家难，这情况到如今也没什么变化。当然，这些年大伙其实都看清鲁迅的真面目啦：周先生是个有钱人。就说暂住上海的时期，人家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人民币4万块呢。在民国，除了有志无钱的文学青年，手头很有些钱的人，似乎也不热衷买房。《民国房地产》中这样解说：在整个民国时代，除了一部分靠房租养家的包租公和靠炒房取利的投资客意外，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没有买房的欲望。民国人喜欢攀比居住质量，他们更愿意花大价钱租一套大房子，雇*包车雇奶妈厨子，房子外面挂上“X公馆”。我猜这种风气大概跟战乱时代，朝不保夕有关，天知道刚买的房会不会被炸弹炸塌呢？为了让收入过低的人有的住，民国*府也建过一种廉租房，叫做“平民住所”。民国十七年到民国二十年，上海特别市*府分别在杨浦区、卢湾区和闸北区建了三处平民住所，每处设有学校、礼堂、公厕、公共洗衣处，共设有六百多套廉租房，月租一般在两块大洋到两块五角之间。汉口也建有两个廉租房社区，里面盖着单层平房或瓦房，厕所公用，两个小区共间住房。与上海的平民住所类似，小区里还有公共学校、公共诊所、公共礼堂。入住者需要接受一个条件：必须让孩子到小区里的公共学校上课，不收学费。（《民国房地产》）现今大城市里的租房族位于最下面、居住条件最差的一群人住的是地下室。有统计数字称，只在北京一个市，住地下室的租户就有万之多，相当于一个县级市的全部人口。这群人里，有专业冷门、暂时委身民营出版社、保险公司的低收入应届毕业生，有美容美发店小工，更多的是不怕吃苦的中年打工夫妇。有些地下室是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有些地下室十几间屋子被整租下来，算是酒吧美发店的员工宿舍。住过地下室的人都说，那不是住的地方，只能算是“塞”的地方，下班回来胡乱把肉身洗洗，胡乱往格子床里一塞。屋子就七八平米，没地方，东西都得装袋子，用粘钩挂在墙上。五六十人共用两个厕所，早晨大伙都尽量憋着，憋到地铁站或单位去。洗一次澡五块钱，限时二十分钟。有时洗着洗着水不热了，只能好歹擦一擦身上泡沫，跑到管理员那儿去吼。衣服床单洗完都晾外边，时不时丢一件。晚上十点钟左右，大伙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地下室社区才刚热闹起来，串老乡的，看电视的，打扑克的，给老家人打手机的……墙板薄，隔壁夫妇过夫妻生活都能听清。可是苦一天了，还不许人家快活快活吗？有一些打工的带着小孩，也不怎么管，几个小孩拉帮结派，咚咚咚在走廊里练折返跑，动静像一队小坦克。反正清早一出门就是一整天。每次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想想租金一个月才五百块，反正能不露宿街头，就念佛吧。一九九几年的时候，王小波有一篇文章提到应该让“外地来京人员”住在有尊严的地方，“那地方不在于有多考究，而在于卫生、有人管理，大家住着放心。厕所要卫生，还要有洗淋浴的地方。我在国外旅行，住过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寄宿舍，住在里面不觉得屈尊。对于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来说，住在这种地方可以说有了个人尊严，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因为国际标准还有简朴、清洁、有秩序的一面。”住地下室的人则笑着说，租房子带家具带热水器，没听说有连带租“尊严”的。群居生活本来就没尊严可谈，尊严需要的是空间、隐私、距离；尊严没有便宜房租重要。可见，虽然距王二写那篇文章的时间过去了十几年，情况对“外地来京人员”来说一点也没好转。出租房里没有多少大城市的胸怀和善意。科尔姆?托宾的小说《大师》，写亨利?詹姆斯的生活，其中讲到亨利租房的情景。年，亨利在英国拉伊租下了“兰慕别墅”。那是一栋让他一见钟情的房子。就像我们现在租房时明明看中却还想压价一样，他努力让自己冷淡，“在屋子里走动时，把一扇扇门都打开，也叫人帮他开门，他什么话都不说，心里仍然担心，只怕自己表现得太过热切，先前也来要过房子的人会出现在门口，大声命他离开。”亨利签下了二十一年的租约。房东得知他的名字和职业，既惊且敬，还给了优惠。这座带花园的“兰慕别墅”，每年租金是70磅。当时1英镑约相当于现在的80英镑。差不多元人民币，月租元。让人动心的是这一句，“房屋的四壁见证了将近三百年来过往的男女，如今它邀请他来短暂领略它的魅力。它会欢迎他，然后目送他离开，一如它目送其他人离开一般。”供人租用的房间，是有灵*、有魅力的，它们有着港口一样沧桑的戏剧性。有时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根据四壁隐约传来的声音，猜测一墙之隔的剧情、台词，就像坐在电影院外想象里面的电影：宅男打游戏到夜里，去冰箱里翻吃的，忽然发现角落里还留着一只前女友买的柠檬，已经干缩成核桃大小的柠檬干了，她曾说，总盯着电脑的人，最好多喝点柠檬片泡水。他拿出柠檬犹豫一下，本想扔掉，但还是拿到厨房去切片，丢进水杯里。依仗姿色、恣睢求生的年轻姑娘，给老家母亲打电话，说着乡音，大声武气地、不耐烦地装出一切很好的样子。远隔千里在两个大城市打工的中年夫妇，小别胜新婚之后，感到对方似乎有些改变，又说不出变化在哪，心里都有些疑虑，但还是互相抚慰，互相鼓励，互相说些儿子们的事情，关灯睡去……7据说，一个人的幼年读物奠定三观。我幼年时代的英雄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为我定下“了不起的人”的定义：清醒地知道如何分配精力时间，做自己热爱且擅长的事。最要紧的是，贝克街号B，是租的，而且是合租。书的头一章就在讲租房的事儿，那是夏洛克传奇的起点。天才们用不着有自己的房间。他们的智慧已经攻陷了太多疆域，傲立于人类之巅，就不必再让肉体去占有地盘了。夏洛克会让买房还房贷这种问题浪费他的智力？可笑……而且，合租的室友，往往还会成为事业生活之良伴呢。我曾以“穷不怕”的架势嘴硬了好一阵。每回有长辈教诲我：赶紧买房吧，我总会说：租房没什么不舒服啊，我挺喜欢租房住的。有朋友说，你怎么还不买房、还在租房？答曰：为什么一定要买着住？第欧根尼斯住在一只木桶里，那也不妨碍他当哲学家嘛。有一次在外地的出租车上，司机问我从哪儿过来，我说北京。又问结婚没有，我说结婚了。又说，在北京买房够贵的吧，我说，我没买房，租房住着呢。他露出不可思议的样子，瞪圆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姑娘似的。出于一种阴暗心理，我又告诉他，我们是跟人合租的。他的表情就像他要疯了。这时我开始后悔，万一车撞了电线杆子怎么办，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幸好他还稳住了方向盘。我闭住嘴不敢说话了。如果我再跟他说，家里想帮我买房我反对，只怕他会把车开到人行道上去？……不一会儿他摇着头，心有余悸地喃喃道，天哪……我是死也不能让我姑娘结了婚还租房住……（那么多的人迷恋稳定和安全感，以其作为至美的标准去衡量一切行为和结局......）七十年嘛。其实所谓“买”也不过是七十年的租约。即使到能“永远”占有土地的国家去购买，你也永远不可能真正“占有”一块空间，五亿年前的三叶虫和软舌螺做不到，鸭嘴龙和蜥脚恐龙也做不到。尼安德特人无法保留欧洲的土地产权，海德堡人也不行。山顶洞人不是北京周口店小区的业主，我们也不是。想象有那么一天，海洋科学家们宣布发现一种生活在寒武纪海底的四角虫，他们的虫族生活记录被破解还原了。原来，这种虫虽然只有一天的寿命，但也整天为房子问题苦恼！——注意，对他们来说，“整天”就意味着“终身”。他们自早晨出生，上学花掉一两小时之后，就开始焦灼地、孜孜不倦地挣钱。十点钟到十二点钟，他们租用岩礁缝隙住着，梦想有一天住到高雅昂贵的珊瑚礁的缝隙去。如果过了正午，还住在出租的石缝里，那么没有一个虫岳母肯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下午两点，总算买上一处珊瑚房！虽然地段不太好，距离一个水母群太近，距离海藻丛又太远，大批鹦鹉螺们又总从那附近路过，然而，那毕竟是珊瑚礁的缝隙呀……他们仍住在廉价出租房里，把买到的房租出去，好偿还贷款，不过作为有着珊瑚产权的虫，心中总是充满自豪的。晚上八点半，借贷全部还清，终于可以搬进自己的房子里，住上三四个小时了！赶紧生几只小虫子出来。凌晨三点左右，含笑瞑目在属于自己的珊瑚缝隙里。是不是很可笑？并不是你拥有房子，是房子役使了你、玩弄了你。仔细想想，肉体也不过是一个租来的房间。我们暂时租赁这幢由各种元素架构而成的屋宇，每日小心翼翼地使用它的餐厅、卫生间，把自以为珍贵的记忆当做小摆设，陈列在客厅，不时取出飨客；不定时地交水电费，交维护费，交物业清洁费；而且，我们在修缮、装饰外墙上耗费了多少时间金钱啊！然而几十年后还是要痛苦地搬走，一切清空。已经被使用得破烂的家具、屋檐和地板不得不回炉再造——若那些家具幸而不曾磨损过甚，有些善良的人就在搬走时把它捐献出去，给别的缺少家具的房间……说点扫兴的：现在我和薛君已在众人的胁迫之下，先当上了二房东，后当上了大房东。怎么回事呢？去年，房东传话来说，不想再分开租给两户，嫌租不出高价钱。这明白是要我们选了：是要搬走呢，还是要多交房租。最终我们承担了涨起来的房价，把一个单元整个租下来，再自己去招房客。而今年年初，为了尽孝——我真是这么想的——我和薛君买了房。也不知怎么搞的，只要我们不买房，远在两处故乡的四位父母就忧惧万端。忧从何来？忧的是“现在不买以后你们永远买不起啦”。惧从何来？惧的是“万一房东忽然翻脸赶人，你们岂不要流落街头”。他们坚持认为不买房的生活是没指望的……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我沮丧地发现，要用第欧根尼斯哲学去慰藉他们是不行的。为免椿萱之烦恼，只好听凭他们倾尽三家之力，换得京城一纸房契。薛君劝慰道：权当是保值吧，放在银行里的利息还没这样高呢。这其中似乎大有讽刺意义：想要在人群之中反向行走，终究是行不通的。你将面朝来时的方向，身不由己地倒退着步子，被推推撞撞地跟着众人走同一个方向。你终将一点一点变成你曾厌恶的那种人。那间归于薛氏名下的房子，我至今没去看过。一直有两户人家租住在里面，为了方便，我们也并不搬家，用他们交来的租金交我们的房租。因此在大房东二房东的身份之外，我们依旧是租客。可是我再也不能令出租车司机目瞪口呆了，唉！填房产证的时候，薛君问：写一个人的名字还是两个人的？我愤愤不平地说，写你自己的名字吧！我要继续做名下没有任何房产的清贫青年。图源：网络
撰稿：张天翼
整理：林地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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